网站运营求职招聘QQ群 http://liangssw.com/jiepai/12746.html吴国盛，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家。15岁从湖北考上北京大学，就读空间物理专业；19岁从物理转向哲学，进入北大哲学系读研；33岁破格晋升，成为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最年轻的研究员；35岁重回北大任教，开设“科学通史”课程；52岁入清华大学任科学史系主任。许知远在上大学时，读过吴国盛的《科学的历程》，得知这本书是他31岁时写出来的，许知远不禁感叹：“他真是天才！”
在近代，科学是跟“力”连在一起的，跟失败的民族情绪有紧密的关系。在许知远看来，因为我们力量上的衰败，认为自己输掉了在力量上的较量，才对科学产生了兴趣，但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结，它可能妨碍我们很多对世界的基本理解。与此同时，“好像倡导的那种科学精神，没有生根，反而在很多领域退隐，胜利的是技术，作为思维方式的科学被掩盖了。全世界陷入一种新的迷狂，反对逻辑，反对理性，在这个时候，你会意识到对理性本身的渴求，科学应该是某种意义上抵达理性最有可能的方式。”因此，本期十三邀，许知远采访吴国盛，想找寻科学精神失落的原因，并重申理性的重要性。▼点击观看完整版视频科学史是为科学和人文搭桥许知远：您一天中最敏锐的是什么时候？吴国盛：晚上，晚上比较安静。但是据说晚上熬夜不好，所以现在十分矛盾。许知远：刚去大学读书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熬夜？吴国盛：说起大学，我们真是不幸。我上大学以前没有睡午觉的习惯，结果在大学活生生养成不良习惯，就是午觉。许知远：这是怎么养成的？吴国盛：那个时候北大有严格的午休制度，图书馆、教室在午休时间是不开放的，没有午休习惯的毛孩子想去自习是不可能的。在宿舍，大家都睡觉，你就得跟着睡。北京冬天很怪，冷得要命，不像南方，冬天还能出去晒个太阳，所以就慢慢跟着一起睡午觉，一直睡到现在。现在中午不睡觉，感觉什么事没干一样。许知远：15岁从湖北来北京时，对北京有什么印象？吴国盛：北京是双重的。一方面觉得自己从乡下到了城里，北京毕竟是一个城市，然后又觉得城里也不如想象得那么好，因为我们在郊区，北大、清华都是郊区，旁边农田多得很，从动物园出来，坐路，一路上都是田地，就感觉北方的城市很破，尤其海淀镇，不咋样。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北方，给我的感觉是双重的。另外你说熬夜也不可能，晚上十点统一熄灯，没有办法。许知远：来北京之前，十几岁在老家的那时候，对未来人生有什么渴望和向往？吴国盛：我还是挺有理想的一个人，有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应该做点事情。我很少有那种找一个工作踏踏实实过一辈子的感觉，总是要做点事情。实际上，最后我就读书了，念书、读书、教书、写书，一辈子。在大学期间，我的人生规划就已经成型了，基本上不作他想，既不去下海捞钱，也不去做官，都没有这样的想法。许知远：什么时候觉得科学史，包括科学哲学是此生的一个中心？吴国盛：其实读硕士期间就已经开始。因为我们到那时候才发现，科学史这个学科好像在中国还没有开始。那我们作为第一批科学史、科学哲学的硕士生就有义务和责任把学科建立起来，而且最好的地方就是北大，因为是综合大学，当时清华还不是。当时是有这样的想法，后来发现这个理想很不容易实现。以前有记者问我的抱负，我说我的抱负现在越来越跌低了。跌到什么程度？我这辈子能把这个学科搞成正常学科就不错了。这个学科过去40年的发展都不太正常，科学史也好、科学哲学也好，都是边缘学科、二级学科，一级学科是“科学”，你对“科学”进行研究才产生科学史、科学哲学。这两个学科的出现都是出于外部的很多理由，而不是根据这个学科内在的原因。在西方，科学史、科学哲学的出现是因为“科学”做大之后，理科生也很傲慢，造成两种文化的冲突，人们开始比较警惕，觉得这样不好，要搞统一。第一代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eorgeSarton），提出了新人文主义、科学的人文主义。因为科学家、人文学者互相不怎么买账，萨顿就觉得学科学史是搭桥，是这么一个过程。科学哲学也是这样，科学哲学的出现是因为人们要改造哲学。维也纳学派那帮人觉得哲学家搞了半天一点成就都没有，但是科学家多厉害，所以要研究研究。他们就开始搞科学化的程序、科学化的逻辑、研究科学的方法论，科学哲学就出来了，是这么一个路数。
第一代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eorgeSarton）
中国就不一样。中国的科学哲学是怎么来的？来自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在改革开放以后，是自我更新最快的一个学科，很快完成由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的转变，我们这个学科现在不叫自然辩证法，叫科学技术哲学，也就是说这一批教自然辩证法的老师们，受的是科学技术哲学的训练。自然辩证法这门课就实现了以公共政治课的面貌来普及和传播科学人文教育的功能。我们的科学史更怪一点，它的出现不是要做科学和人文的桥梁，一开始是和中国真有关系，要弘扬中华民族古代的科技智慧，是这么来的。大的背景，一个是中国近代落后，积贫积弱，需要从祖先成就里面寻求安慰；另外，年代我们处于被封锁的状态，希望通过这个来突破，所以科技史家们主要是做中国古代科技史，就忘掉了科学史这个学科的初衷是什么。在中国一说你是做科技史的，就默认你是研究中国古代的。然而，中国古代是没有西方学科框架下的“科学”的，没有怎么办？就以“技术”充“科学”，称“中国古代科技史”，不叫科学史。中国古代文化跟西方完全不是一回事许知远：您自己什么时候清晰地意识到科学与技术是不同的？吴国盛：我是学自然辩证法出来的，本科毕业以后考上北大哲学系的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期间研究现代宇宙学的哲学。所以一般来讲，在中国，研究西方科学史的都来自科技哲学专业，而不是来自科技史专业，科技史专业里90%以上的人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我一开始对中国古代文化不熟悉、不了解。略有涉及的时候是90年代，我写了一本书《时间的观念》，里面有一章讲中国，我才意识到中国古代文化跟西方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认为科学就是自然界，就是时间、空间所构造的一个框架，中国古代没有这个思想。尤其是“时间”这个词，现代人说的“时间”是霍金、爱因斯坦那一套一维的东西；中国古代的时间主要是讲时机，时也，命也，运也；时、机、运、命，是高度语境化的、高度流变的东西，不是西方几何意义上的那条线。所以在那本书的尾巴，我就稍微讽刺了一下。我说李约瑟提出的这个问题八成是一个假的问题，因为中国古代不是这套东西，被他弄到西方的框架里去，李约瑟的做法我觉得恐怕是不行的。那本书是年出版的，当时我的兴趣还在哲学，我年跟叶老师读博士，读的是西方哲学，对中国古代部分一直不是特别了解，所以讲得不太多。其实那个年代已经有一些年轻人已经在质疑李约瑟的问题，主要是质疑前提。李约瑟有两句话：“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和“为什么近代落后呢？”这两句话是配着的，我们中国人主要喜欢第一句话，“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听了挺舒服的。可错的就是这句话，而且如果第一句话错了，第二句话就不成立、不是问题。但因为我自己不是做古代的，所以没有深究。这个问题到了新世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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