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感染肺炎后住院的日子上

那是年的12月份一个周日，虽是冬季，但这个位于美国中部的小城镇街道边仍然堆着深褐色的落叶，落叶与深红色、银灰色等各式各样的房子交相辉映，景色别致。但是，坐在车内的我，望着这一切，却无心欣赏。

当时，我的呼吸声沉重，偶尔咳嗽一声，从肺部发出的声音就像一个活塞费力地冲破种种阻碍上下移动。我的RA（宿舍管理员）L（也是我的美国同学，美国大学的宿管一般由学生兼任）开着车，薇（一起来交换的中国同学）坐在副驾驶上，我坐在后排，望向窗外，一言不发。

车当时正从一个医院，诊所里的医生告诉我们，我的病大概率是肺炎，但我的肺炎比她想象中更严重，她医治不了，医院。

看着窗外的美景，我的心里却是乱糟糟的。我想着我的病的各种可能，我甚至想起了《万物理论》里，霍金先前一直都好好儿的，一场病袭来之后就被检查出得了绝症，之后，生命就开始枯萎。

（图源：网络）

我不断地安慰自己：不要瞎想，我一定会好起来的，还有无限的未来等待着我。

傍晚时分，医院的急诊室，换上病服，躺在病床上。多个护士进进出出，有的来给我的前胸贴上用于心电监测的圆垫儿，连接和设置仪器，有的来询问我过往的信息，比如之前吃过什么药，吸不吸烟等等，有的来记录我的血压体温等信息，有的来抽血用于检测。

其间，一位头发花白但留着长长麻花辫的护士给我进行了两种让人十分难受的检测（后来新冠爆发，我才从中文报道上知道了我当时接受的检测就是鼻拭子和咽拭子），第一次做鼻拭子，我觉得自己的右眼和右鼻子像是同时被人戳了一下，眼泪都被胀出来了，疼得我捂着我的右边脸好一会儿，咽拭子则要好受多了。幸亏老护士的手法娴熟，这两个难受的测验过程十分短暂。

之后，我右手输液，左胳膊连着定时测血压的仪器，像个牵线娃娃一样躺在病床上。此时，繁忙的急诊室有了一缝隙的安静，只有测血压仪器隔一会儿发出“哔哔”的声音。

躺在病床上，我开始回想这一切的开始。

起始

那是周四，也是那个学期上课的最后一天。大概是下午早些时候，我坐在图书馆的顶楼靠窗的桌子边复习，突然觉得有些头疼，似乎还发烧。我赶紧去了学校的HealthCenter（类似于校医但非常小，周末不开门），结果，医生说我没有发烧，给了我治喉咙痛的药。

当天夜里，我睡得很不好，记不清楚醒了多少次，似乎是十分钟就会醒一次。凌晨时分，我去上厕所，发现自己生理期到了（我去！！），回来之后我觉得自己全身无力，坐在椅子趴在床上好一会儿，觉得自己恢复了一些力气，我才换衣服，躺在床上又睡了。

周五早上起来，我觉得自己在发烧，满脸通红，而且开始咳嗽，于是，我先吃了点室友的退烧药对付着。下午，我又去了趟HealthCenter，这回医生给我开了退烧和止咳药。

服用之后，周六，我感觉自己恢复了正常。因为生病耽误了一天半的时间，而当时正是考试周，时间很紧张，所以周六我几乎是学习了一整天。晚上在ScienceBuilding复习的时候，我再次感到隐隐的头痛，吓得我赶紧吃了点退烧药。

但是，事情还是走向了恶化。周日凌晨，我多次醒来，期间感觉自己的呼吸道似乎是被一团东西堵住了，呼吸声大得像老式抽烟机一样。早上，我发现自己再次发烧，全身无力，洗漱完，吃了两片面包之后，躺在床上休息，不停地喝开水。之后，我发现我开始有些呼吸困难，我明白我的病情比周五要严重得多，于是吃了一片从国内带过来的头孢。

但是，这一切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快到中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虚弱得站不住、说不了话了。我知道不能再熬下去了，得尽快就医。我走到薇的寝室，希望她能打电话给管理留学生事务的老师，帮我找个地方治疗。最后，薇选择给我们的RA（也就是L）打电话，L问我想去CVS（美国很常见的小超市）拿点药还是去沃尔玛附近的诊所。深知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我决定去小诊所看看。

L开车把我送到了诊所，薇也一直陪着我。来到诊所，首先拍了片，然后我就躺在病房输液，护士给我扎了三回才成功，说：“You’remychallengetoday.（你是我今天的挑战）”我确实不好扎针，从小到大都这样。

高烧的我躺在病床上似乎处于一种半昏迷状态，但是依然能知道坐在一旁的L和薇在聊什么。期间，护士进来告诉L，我应该得了肺炎，虽然结果还没正式出来，但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当我听到“pneumonia（肺炎）”这个词的时候，我想到了表演课上我们的finalscene（期末表演）中，有一个同学扮演的人物就是死于pneumonia.

我安慰自己那个故事的背景肯定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在现代社会，肺炎肯定不至于致死。

但是，我发现自己不由地哭了。我眼睛闭着，泪水从眼角滑过脸庞，落在病床上，尽力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来。但是声音可以抑制，泪水却抑制不了，它不停地流。我开始担心我头两边的床单会湿掉，这样她们俩就会发现我哭了，那多么尴尬。

或许是为了安慰我，L告诉我，她能体会在异国生病是什么样的感受，她说，她在意大利交换的时候，病得躺在床上起不来，在卧室躺了五天后，她的朋友发现她病了，给她买了药吃，她才康复。

输完液之后，护士再次测量我的血压、气温等等，发现这些指标并没有改变。医生告诉我们，我的肺炎比他们估计的更严重，他们医治不了，医院。

同时，诊所的医生对L提议，医院，L说：“那太贵了。”L转头问我，是想要叫救护车医院。我早先就听闻过留学生晕倒之前说不要叫救护车的段子，也曾在YouTube上了解到在美国叫一次救护车要刀（大约是人民币）。我虽然虚弱地几乎说不了话，也无法久站，但没到叫救护车的地步。于是，我脱口而出：“Noambulance.Iwantyoutodrivemetothehospital.（不要救护车，我医院）”。

后来，在我回到学校之后，我得知，通过薇大家都知道了我“用微弱的气息说‘Noambulance.’”。咳，有生之年，重现段子and成为了段子的主角也是一件挺好玩的事情。

病房里

从我在诊所打针开始，L一直有和学校的有关人员联系，告诉他们我这边的情况。医院的大厅的时候，一位有些胖胖女孩（也许是女士，我看不出美国女孩子的年龄)Katie走了过来，应该是学校派她来看看我的情况。在我躺在急诊室的病房时，Katie一直静静地坐在一边。

不一会儿，那缝隙似的安静就被打破了。回去帮我取衣物的薇和L回到我的急诊病房。之后，一位戴着口罩的女医生走进来说，我是肺炎和乙型流感同时感染，所以病情比较严重，而且，我的肺炎有传染性。说着，她还指了指自己的口罩，“That’sthereasonwhyIwearit.（这就是为什么我戴了口罩）”

医生询问了一些其他事情后就离开了。一位护士进来又给我加了一袋输液包，进进出出的人逐渐少了起来，我的病房又安静了。

此时，L和薇问我，想不想让她们晚上留下来在这里陪我。考虑到她们今天陪着我来来回回跑了好多趟，那时又正是考试周前夕，我已经很麻烦她俩儿了，我说你们回去吧，有Katie陪我。

听到这儿，Katie直接说，她不会留在这儿一晚上，八点半她就会走。然后，她们问我，是想有人留下了陪我，医院。人生地不熟又正是虚弱的时候，我没管麻烦别人，说出了我的真实所想：我希望有人晚上陪我。薇立即表示她晚上可以来陪我，只是她还要回去一趟，可能晚上更晚些时候来。

在急诊室输完液之后，我转移到了楼层更高的一间病房，那时应该已经晚上八点多了，他们告诉我只需要睡觉就好了，有任何事情按病床边上的按钮找护士。

Katie告诉我，她要走了，我在这儿有护士在外面，只要按床边的按钮，护士就会来，而且因为我的病有传染性，就算有人陪我，也得在房间外陪着。最后，我选择自己一个人待在病房过夜，告诉Katie让薇也不用再来一趟了。Katie留下了一个号码，说我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护士给她打电话。

更晚一些时候，有护士来要把我的房间的灯关掉，我不肯。护士劝说我说，关掉灯，我能睡得更好。我答应房间的大灯可以关掉，但是照着我的那个昏黄的直射灯不能关。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护士来问了一遍要不要关灯。

“不，不要关灯”

深夜，我又发起烧来，感到冷，护士帮我拿来了一条毯子。我发烧难受，护士没法儿只能拿冰袋给我物理降温。高烧之下，我昏昏迷迷地睡着了，和前几晚一样，不停地醒来。我的病床对面有一个钟，醒来能看见，我大概半个小时就会醒一次。不知是半夜几点，护士叫醒我吃了一片药丸。凌晨时分，我全身发热，被子被我踢到了一边，烧退了下来。

中午，一位看起来是印度裔的医生进入我的病房，告诉我，他是我的医生，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和昨晚的女医生一样在最后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他。

我问，既然我的烧都退下来了，那我今天是不是可以出院了。他告诉我还需要观察我的后续情况。天真的我以为烧退下来了就可以出院，当天下午，我再度发高烧，事实上，发烧持续到了在我出院的那天上午。

住院的第二天，我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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