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
最後一年在牛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行动越来越笨拙。
一次摔下楼梯後，我去看了医生，但是他只说：「少喝点啤酒吧！」
搬到剑桥後，我变得更加笨拙。
圣诞节时，我在圣奥尔本斯的湖上溜冰，结果摔倒了爬不起来。
妈妈注意到这些问题，於是带我去看家庭医生。他帮我转诊到专科医师，二十一岁生日刚过，医院做检查。
医院躺了两周，进行各式各样的检查，他们从我手臂抽取肌肉细胞，在我身上插入电极，然後注射显影液体进入脊椎，倾斜病床并用X光射线观察液体上上下下流动。
做了一切检查後，他们并没有告诉我罹患了什麽疾病，只是说我不是典型的病症，但不是多发性硬化症。
不过，我感觉到他们预期情况会变得更糟，除了给我维他命之外无计可施，而且我知道医生也认为这毫无作用。
当时我没有仔细追问，因为显然他们能回答的也不会是好消息。
明白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几年内可能会死掉，真是有点震惊。
这种事情怎麽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然而医院时，看到对面床上一名才刚认识的男孩死於血癌，场面实在凄惨。
显然，有人情况比我糟糕，至少我没有太不舒服。
每当我自怜自艾时，我就会想起那名男孩。
不知道我身上会发生什麽事情，或是病情会多快恶化，令我感到茫然无从。医生们叫我回去剑桥，继续做刚起步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研究。但是我几乎一无进展，因为数学背景不够强，而且，我可能根本无法活到念完博士，这让我很难专心，我自觉像个悲剧人物。
我沉浸在华格纳的音乐中，但是杂志报导指出我当时有酗酒问题，实在是太夸张了。
一旦有一篇报导这样说，别的报导就会跟进重复一次，只因这是很好的故事，最後每个人都相信白纸黑字，因为三人成虎啊！
那时候我经常噩梦连连。在被诊断罹病之前，我的生活一直很无聊，似乎没有值得做的事情。
医院不久後，我梦见自己要被处死了，我突然意识到，若是能暂缓行刑，我可以做许多有意义的事情。
另一个做了好几次的梦，是梦到自己牺牲生命来拯救他人。
毕竟，如果我不管怎样都得死，还不如做些好事。但是，我并没有死。
虽然乌云笼罩未来，但是实际上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很享受人生。
扭转这一切的真正原因，是我与一名叫珍·王尔德（JaneWilde）的女孩订婚了。
她是我在被诊断出患有渐冻人症（ALS）时遇见的，让我有理由可以活下去。
如果想结婚，我得找份差事，而想要找到差事，首先得完成博士学位。
因此，人生头一次我开始「工作」了。
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自己乐在其中，虽然称为「工作」可能不尽正确，因为就有人曾经说过，科学家和妓女是靠着做自己爱做的事情来赚钱。
念书时为了养活自己，我申请了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GonvilleandCaiusCollege）的奖学金。
由於行动越来越笨拙，写字或打字对我来说都很困难，我希望珍能帮我打申请书。但是当她来剑桥看我时，手臂却因骨折打上石膏，我得承认当时只觉得丧气而没那麽同情她。不过，断的是左手，所以她能够听我口述写下申请书，然後我再请别人打字。
在申请书上，我必须列出两位可以帮忙写推荐信的人选。我的导师建议我找邦迪，当时他是伦敦国王学院的数学教授，也是广义相对论的专家。我见过他几次，他也将我的一篇论文送交英国《皇家学会论文集》（ProceedingsoftheRoyalSociety）刊登。
一回在剑桥讲课後，我请他帮我写推荐信，他看着我似乎不太有印象，然後答应会写。显然，他根本不记得我，因为当学校写信跟他要推荐信时，他回覆说没有听过我。
现在有这麽多人申请大学的研究奖学金，倘若某候选人的推荐人说不认识，他就没机会了。但那时候竞争尚未如此白热化，学校写信告诉我推荐人令人尴尬的回应，结果我的导师跑去找邦迪，让他好好想起我。
於是，邦迪帮我写了一封推荐信，可能多有溢美之辞。总之，我拿到了研究奖学金，自此成为凯厄斯学院的研究员。
这份奖学金意味着我和珍可以结婚了，於是我们在一九六五年七月结成连理，花一星期的时间在萨福克（Suffolk）度蜜月，这是我能负担的上限了。
接着，我们出发到康乃尔大学参加广义相对论的暑期学校。
这是错误之举。我们借住一处宿舍，里面住满有小孩子很吵闹的家庭，对新婚燕尔的我们来说相当紧张。但是就其他方面而言，暑期学校对我非常有用，因为我遇见这行众多的领导人物。
我们刚结婚时，珍仍是伦敦韦斯特菲尔德学院（WestfieldCollege）的大学生，所以平日她得从剑桥进城到伦敦上课。但是我的病会让肌肉越来越无力，行走更加困难，所以得找个位置方便的居所，让我可以自己行动。
我请学校帮忙，但是总务长表示学校没有政策要帮助研究员找房子。因此，我们用自己的名字预订承租巿场里正在兴建的一批新公寓，地点相当方便（多年後我才发现，这些公寓其实是校产，但他们没有告诉我）。
不过，夏天我们从美国返回剑桥时，却发现公寓还没盖好。总务长做了一个很大的「让步」，在研究生学舍给我们一个房间。他说：「我们通常一个晚上收取十二先令六便士，不过，因为你们有两个人住，所以收二十五先令。」我们在那里只待了三个晚上。
後来，我们找到了离系上大约百码远的小房子，属於另一个学院。原本住在里面的研究员刚搬到郊区的房子，所以将剩余三个月租期的房子转租给我们。在那三个月里，我们发现同条路上有栋空房子。一名邻居联络上住在多赛郡（Dorset）的屋主，告诉她有年轻人在找房子，而她的屋子竟然空着，真的是很难看，所以她将房子租给我们。
在那里住了几年之後，我们想要买下来并且整修一番，便问学校可否贷款。学校调查之後，认为风险太大而拒绝，所以我们最後从别的地方拿到贷款，而我的父母则出钱给我们整修。
当时，凯厄斯学院的情况让人联想起斯诺（C.P.Snow）小说中的情景。自从所谓的「平民起义」後，学院学员（fellows）之间出现恶质的对立分裂，许多年轻学员团结在一起，用投票将资深学员赶出办公室。这里分成两派阵营，一方是院长和总务长，另一方是激进的学员，要求学校将富有的资产花更多在学术用途上。
结果，激进派利用校长和总务长都未出席的一次校务会议，选出包括我在内的六名学员。在我第一次出席校务会议时，准备投票选举校务会议代表。其他新任学员已经被告知应该投票给谁，但我完全不知情，居然把票投给双方阵营的候选人，结果激进派赢得多数，院长莫特爵士（SirNevillMott）（後来因凝态物理研究获得诺贝尔奖）愤而辞职。不过，继任校长李约瑟（JosephNeedham）（多卷中国科学史的作者）积极斡旋，让学院维持相对的平和。
婚後两年左右，我们第一个孩子罗伯特（Robert）出生了。不久之後，我们带他到西雅图参加一场科学会议，这又是一项错误。因为残疾恶化，我无法帮忙照顾宝宝，珍多半要靠自己，害她身心俱疲。
西雅图之後，我们又在美国旅行，让她疲惫加倍。现在，罗伯特和妻子卡翠娜（Katrina）和两个小孩乔治（George）和罗丝（Rose）住在西雅图，看起来那时的经验并未对他烙下伤痕。
大约三年後，我们的第二个孩子露西（Lucy）出生了，医院是由一幢旧英式公社所改建。珍怀孕期间，因为房子扩建，我们得搬出来借住朋友的小木屋，在分娩前几天才搬回去。
责编：缀可爱的咪咪酱
摘自霍金《我的人生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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