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虎鲸 > 虎鲸的种类 > 阿联酋宗教上的宽容amp政治上的不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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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的背后总有黑暗，宽容永远只是相对的。
——湾叔
年2月初，梵蒂冈教皇方济各（Francis）到访阿联酋对该国进行为期3天的历史性访问，这是天主教会的领袖有史以来首次踏上作为伊斯兰教诞生地的阿拉伯半岛土地。
自上世纪60年代初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VaticanCouncil）召开以来，历任教皇都与其他宗教进行了广泛对话并宣扬宗教间的宽容理解与和平共处。方济各教皇到访阿联酋是延续了他前任们的努力，继续推动不同宗教信仰间的信任和宽容。访问期间，他还接触到了居住在当地的上万名天主教徒，得到了来自信众们的热烈欢迎。
方济各教皇的这次访问是阿布扎比方面“宽容”倡议的具体体现，阿联酋在周边地区极端主义思潮有所抬头的大背景下一直尝试为自己加贴上“宽容”的标签。客观地讲，阿联酋长期以来在宗教宽容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在当地，人们可以看到各色不同的宗教信众，不仅有什叶派穆斯林，还有基督徒、锡克教徒、巴哈伊教徒（编者注：巴哈伊信仰于年起源于伊朗，据悉潘石屹是该教著名教友）、印度教徒和犹太教徒等。该国国内的首座教堂开设于年，相比之下，同样标榜开放包容的卡塔尔直至年才允许在当地开设教堂。
如果说阿联酋在此前相当长时间里在宗教宽容方面“只做不说”，那么自年起，该国加大了对外宣传力度，公开倡导宗教宽容。年，阿联酋政府成功游说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知名宗教学者成立了名为“穆斯林长者理事会（MuslimCouncilofElders）”的组织，由来自爱资哈尔清真寺的大伊玛目SheikhAhmedel-Tayeb担任理事会主席，总部设在阿布扎比。“穆斯林长者理事会”的成立宗旨是促进伊斯兰教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宽容思想，打击宗派主义和暴力活动。但背后，这其实是阿联酋为了扭转本国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宗教学者这一尴尬局面，试图在伊斯兰教大框架下为输出自身宗教思想进行“合法化”包装而作出的努力。不足为奇的是，当方济各教皇访问阿联酋时，爱资哈尔的大伊玛目SheikhAhmedel-Tayeb作为伊斯兰教的代表人物，与其共同签署了《人类博爱宣言（HumanFraternityDocument）》，共同宣布成立“人类博爱高级委员会”。
除此以外，阿联酋自年起每年都会举办“促进穆斯林社会和平论坛（ForumforthePromotionofPeaceinMuslimSocieties）”会议，期间还与多个穆斯林国家合作发起《马拉喀什少数族裔权利宣言（MarrakeshDeclarationontheRightsofMinorities）》。年，该国通过一项打击歧视和仇恨的法律，设立部长级职位专注于倡导和促进宽容。-年间，阿联酋出台“国家宽容计划（NationalToleranceProgram）”，创立了“国际宽容研究所（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Tolerance）”。年11月，首届“世界宽容峰会（WorldToleranceSummit）”在迪拜举行。同样是在年底，阿联酋政府正式宣布年的年度主题为“宽容”。该国总统SheikhKhalifabinZayedal-Nahyan表示，宽容年的主题是对年“扎耶德年”的延续，是为了支持已故的阿联酋国父SheikhZayedbinSultanal-Nahyan所倡导的建立宽容与共存的价值观理念。为此，阿联酋政府将通过各种立法和政策，突出该国“和平宽容”的形象，向本国、地区和国际社会灌输共存、和平、宽容、尊重的价值观。
当阿联酋实际统治者-阿布扎比王储SheikhMohammedbinZayedal-Nahyan会见到访的方济各教皇时，他一再提及本国对于不同宗教信仰间对话和宽容的承诺，并称呼自己的国家是“宽容之乡（homelandoftolerance）”。两人并非首次会面，阿布扎比王储曾于年9月访问梵蒂冈，并与方济各会面。
阿联酋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对外塑造宗教宽容的形象？
或许我们可以从经济角度寻找到一些答案。众所周知，阿联酋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它的经济模式依赖于全球化大潮下的高度开放，利用自身提供的优惠政策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和侨民，助力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建立一个宽容团结的社会氛围，向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们敞开怀抱，有利于阿联酋积聚人才、资金和技术。
毫无疑问，阿联酋是全球化时代一个颇为成功的典型案例，特别是与邻国相比，它的这种经济模式使其在改革转型等方面成为整个海湾地区的“领头羊”，引起了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羡慕甚至是妒忌。阿联酋的发展模式对于周边国家来说是一种启发，沙特王储MuhammadbinSalman力推的“愿景”，如果从其政策目标来看，似乎就是为了将传统的石油王国打造成为一个“XL”码的阿联酋。
但需要注意的是，阿联酋的宗教宽容政策背后仍然隐藏着政治议程。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当阿联酋开始对外宣传其宽容理念的时候，“阿拉伯之春”的星星之火正在北非地区燃起。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如果我们把穆斯林兄弟会（MuslimBrotherhood）考虑进来，或许答案就很明确了。
在阿布扎比方面看来，“阿拉伯之春”掀起的革命浪潮正被穆兄会代表的政治伊斯兰主义者所利用，借此推翻多个阿拉伯国家现政权，一度先后赢得了埃及、突尼斯两国的选举。这种打破由来已久的既有秩序和格局的政治运动被该国视为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将穆兄会视为幕后始作俑者。
穆兄会是成立于埃及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历史迄今已有90年之久，并逐步成为多个阿拉伯国家的主流政治势力。在此前推送的关于阿布扎比王储的文章中，我们曾提到过，在对待该组织的问题上，阿布扎比王储SheikhMohammdbinZayedal-Nahyan的立场很大程度上是其个人经历使然。
他的父亲-阿联酋开国总统SheikhZayedbinSultanal-Nahyan早年间曾指派一位著名的穆兄会成员EzzedineIbrahim作为其个人导师。遗憾的是，这种个人化的指导和灌输最终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根据维基解密（WikiLeaks）此前对外公布的美国电报内容显示，阿布扎比王储曾在年向美方坦言，“我自己就是阿拉伯人，同时也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在上世纪70-80年代期间也曾是穆兄会成员之一，我深知他们有一个政治路线图”。
这位强势的阿拉伯领导人十分担忧政治伊斯兰对民众的吸引力，并始终认为阿拉伯世界并没有为民主进程做好准备。一旦打开这个盒子，飞出来的政治伊斯兰主义者将席卷任何阿拉伯国家的选举。
“在任何一个穆斯林国家，你都会看到相同的结果”，阿布扎比王储在年会见到访的美国官员时表示。
由此可见，阿联酋对穆兄会的打压早在年前就已开始，但最初只是在教育机构和政府部门中逐步边缘化或辞退穆兄会成员以及对穆兄会持同情立场的人，那更像是一场缓慢、低烈度且没有硝烟的战争，公众往往对此一无所知。但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阿联酋提高了指责穆兄会的调门，抨击该组织破坏海湾地区的既有意识形态、煽动暴力活动，并建立跨国网络密谋造反颠覆海湾国家君主制政权。因此，该国政府迅即将打击穆兄会的强硬度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开始铁腕清除境内的穆兄会势力。
年12月，6名阿联酋公民因是穆兄会成员而被剥夺国籍。年3月，阿联酋政府掀起一波逮捕穆兄会成员的小高潮，数十名被控属于穆兄会的该国公民被草草审讯即判刑入狱。起初，阿联酋将穆兄会的意识形态与“萨拉菲主义”划上等号，但这很显然与其所宣扬的宗教宽容理念有所冲突，随后便开始给穆兄会身上加贴“圣战主义”的标签，将其对穆兄会的打压政治化，特别是在西方国家面前为自己洗白。年11月，阿联酋正式将穆兄会列为恐怖主义组织。
有点双标，对吧？
不过，我们似乎不能因此责难阿联酋政府，即便是在年的“宽容年”活动期间。因为纵观阿联酋的所有宣传方案，该国政府所倡导的宽容仅仅涉及文化、宗教、种族领域，而从没有提过要在政治上宽容。阿联酋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奥威尔式”国家，即将经济上的高度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高度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国家里，经济领域的“市场”取代了思想领域的“市场”。由此出发，我们对于阿联酋出于政治考虑打压穆兄会就不足为奇了。
阿联酋在政治上不宽容的还有当地的异见人士们。西方国家多个组织批评，阿联酋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方面的记录堪称全球最糟糕的若干国家之一。互联网信息受到严格监管，多个人权组织的网络页面被禁止访问，更不要忘了该国政府在使用高科技手段对公民信息的监听和窃取，例如曾在当地十分流行的社交App-ToTok。
年，94名阿联酋公民因请愿进行政治改革而遭安全部门逮捕。对于他们的审判过程并未公开，最终均被判处长期服刑。94名公民的部分家庭成员对此不满并批评政府，后来也遭到监禁，一些人甚至因此被剥夺国籍。年12月，一位名叫Tayseeral-Najjar的约旦籍记者因在Facebook上发文批评埃及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年在加沙地带的暴行毫无作为，而被限制离境并遭逮捕。他于年3月被阿联酋当地法院以触犯《网络犯罪法》为由，判处3年有期徒刑并被处以50万迪拉姆（约合13.6万美元）的罚金。
同样是在年3月，阿联酋国内知名经济学家NasserbinGhaith被判处入狱10年，他的罪名同样是因为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批评政府。事实上，他早在年8月就已经“被失踪”。
年5月，阿联酋当地法院判处该国知名人权活动家AhmedMansoor入狱服刑10年。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险些引发外交冲突的案例。英国学者MatthewHedges被阿联酋安全部门以间谍罪为名逮捕羁押，后经英国政府等多方做工作，才获准取保候审。MatthewHedges究竟是不是间谍，双方各执一词。唯一明确的是，他赴阿联酋进行研究的课题是关于穆兄会，这本身就极易触碰阿联酋政府的红线。NoZuoNoDie
因为上述这些案例，“人权观察（HumanRightsWatch）”组织多次批评阿联酋不断打压言论自由、任意拘禁异见人士，并以定义含糊的“危害国家团结”和“侮辱国家象征”等罪名将其入狱。当然，该组织在这一点上批评阿联酋，甚至以“伪善”来形容该国举办的“世界宽容峰会”，有些过于苛刻了。试问一下，世界上有几个政权会以礼相待反对自己的人呢？
除了国内事务外，阿联酋在政治上的不宽容还在国际舞台上表现为外交、军事领域的干预主义和扩张主义。
在埃及，阿联酋参与了埃及军方推翻前总统MohamedMorsi的政变并发挥了一定作用；在突尼斯，突尼斯前总统MohamedMoncefMarzouki称阿联酋人试图破坏当地民主过渡进程；在摩洛哥，阿联酋准许总部位于迪拜的电视频道al-Horra邀请“波利萨里奥阵线（PolisarioFront），即西撒人阵”的领导人IbrahimGhali在节目中出镜，公开谈论其政治观点，被摩洛哥政府指责有意支持西撒哈拉独立；在利比亚，阿联酋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规定，向当地军事强人KhalifaHaftar偷运武器装备，并涉嫌在当地实施空袭行动；在也门，阿联酋积极参与了沙特领导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但同时在当地竭尽所能地孤立伊斯兰政党al-Islah，在亚丁等南部地区支持分离主义者，扶植自己的代理势力，并曾出兵占领了极具战略地位的索科特拉岛；在“非洲之角”地区，阿联酋布局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索马里兰等地区港口基础设施，打造本国的印度洋“珍珠链”，并在索马里当地与卡塔尔竞相支持针锋相对的政治势力。
即便是在海湾地区，阿联酋的干预主义和扩张主义同样有所展现。年6月，该国与沙特、巴林、埃及一道宣布与卡塔尔断交，理由是后者资助恐怖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等。对此，外界一直有说法称，断交的最主要推手就是阿联酋而非沙特，原因就是对卡塔尔支持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主义者和助推了“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颇为讽刺的是，当阿联酋指责卡塔尔资助恐怖主义时，总部设在巴黎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ActionTaskForce,FATF）”就在前不久发布报告批评阿联酋在反洗钱方面工作不力，着重指出其在11个调查领域中的10个都需要进行重大或根本性的改进，特别是在房地产和贵金属交易环节上存在巨大漏洞，极易被专业洗钱者利用，借此可能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资金。据悉，报告中将阿联酋在调查和起诉洗钱行为方面的评级划定为“低”，在反洗钱预防方面的等级则为“中”。这样的评级水平与叙利亚、也门、巴基斯坦等国相差无几。
总的来看，阿联酋的确在宗教、文化等领域推进了宽容、共存，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但这宽容似乎也是为了转移焦点，即通过塑造现代化、温和化的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为外衣，分散外界对其内政上打压异己、外交上干预扩张的指责与批评。这一点上，阿联酋与沙特高度相仿，阿布扎比王储SheikhMohammedbinZayedal-Nahyan也无愧于沙特王储MuhammadbinSalman的导师身份。
对于阿联酋的政策选择，我们无意也无权批评指责，谨以此文提醒大家，光明的背后总有黑暗，宽容永远只是相对的。
编者注：之前有好几位朋友后台留言希望我写写阿联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当此次疫情势必冲击全球化甚至引发倒退的时候，高度得益于全球化的阿联酋，其经济模式会否因冲击而发生改变，其政治、安全领域的国家政策走向是否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或者换句话说，当我们之前谈到有利于沙特的外部环境正在崩塌之时，那么对于阿联酋，是否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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