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能治本吗 http://m.39.net/pf/a_4791307.html狂野之诗，未明之思
——谈王童《圣洛朗的眼泪》及其它
徐兆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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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何物？它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
不知道古典时代的诗人们是否迷茫于这几个问题，也许执着考究“僧敲月下门”的贾岛之流们是愿意束缚在古典诗歌的形式美中，因此而拥有了诗。现代以降，这几个问题就始终像迷雾一样横亘在诗人或研究者的心中。随着对整个中国传统的否定，先前的那种形式美也被打破了。当形式的必要束缚丧失之后，原有的精神也就消散了。诗言志，还是诗言情，抑或诗状物，甚至于诗叙事？诗要不要形式上的束缚？诗语言是诗的神庙里塑造天地大美之雕像，还是供奉人性的肖像，抑或是撒旦？这成了一个问题。
过去的一个世纪（对于西方至少是两个世纪），诗神被一次次推倒。“伟大”二字离诗人越来越遥远。刚刚获得诺奖的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就被欧阳江河认为是只能算是个“杰出诗人”，多少有些平庸。甚至于有人说，这样的诗人在中国太多了。再往前推，当诺奖授予美国诗人兼摇滚歌手鲍勃·迪伦，与其说是在提倡跨界，不如说是在重新寻找新的诗歌美学。
对于中国诗人来讲，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经历了古典的没落、学习和摹仿西方的过程，目前正在重新寻找中西兼顾、古今汇通中心的诗歌航标。但似乎这样的航标仍然朦胧迷茫，并没有明显的灯塔。无论如有些国外的汉学家所讲的“中国的诗歌要比小说好很多”，也无论中国的诗人怎样的前赴后继、推陈出新，对于目前的中国诗坛来讲，还十分的令人不满。
另一个问题也显得十分的突出。自从先锋文学整体上宣布要远离政治时，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一度都曾试图高扬人性的旗帜，“零度写作”“纯诗”“民间”等口号曾甚嚣尘上，它们都显在地证明诗人们都与现实保持了极大的距离。本来是一种克制，准确说是一种节制，后来却成为了过头的标准，于是，诗歌成了高蹈的人性火焰，成了形而上的语言游戏，成了与现实保持绝对距离的观察者、抒情者或局外人。
事实上，当文学不再与伟大而崇高的政治、真实而丰富的现实发生关联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与现实发生内在关联的伟大冲动，我们就不可能再改变现实、再造理想社会，也就不可能创造理想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是人类文明史和文学史所昭示的规律。当我们用某种社会学的方式说“西方文学”如何如何所以中国文学也应当如何如何，就相当于前些年有人提倡换妻游戏、为虐恋和多边恋而进行辩护时，也说因为“欧美中层阶级是这样”，所以中国人这样这是正确的一样。这种荒唐的社会学标准不应该成为文学或哲学的规律。文学或哲学的美学规律应当是人性、理想社会和语言学共同缔造的，它应当关心人的灵魂，关心社会的正义，以此来确立人性的左或右，而非简单的物质意义或所谓的科学意义上的标准，更非阶级的标准。
这当然也进一步说明，每一种诗歌美学的产生与其特定的现实生活和诗人本身的追求是相一致的。当孔子说“诗言志”时，其实是在提倡诗人要学习《诗经》那种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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